性与电影

电影究竟是如何的面目？电影究竟应该给观众呈现什么样的面目？还是众人曲解了电影，还是电影导演刻意地曲解观众？ 电影从发展到现今百年的历史，却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行径，国人在讨论如何将电影顺利地分级种族化的同时，如果让我正视一场的闹剧的开始，如果让我明确区分闹剧的界限，我只能说不能。
1968年，美国运动画面协会（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出于电影商业利益的考虑而将美国电影市场细分为G、PG、R、X，坦白地说是善意的玩笑，分级制度的出台并非出自人本或是真切地追求人类生活多位元的考虑。
跨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追求反战和漫无的性成为美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并不缺乏像康斯托克（COMSTOCK）、杰里·富莱威尔（JERRY FALWELL）这样的行为卫道士，也不缺乏1953年休·海夫勒（HUGH HEFNER，《PLAYBOY》杂志的创始人）、拉里·福莱恩特（LARRY FLYNT，《HUSTLER》杂志的缔造者）。
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美国一直被曲解的理论，如同好来坞片面夸大的“吻”戏。女权主义在德国哲学的指引下、法国行为的感召下在美国仅仅成为性解放运动的汹涌大旗，得出女权运动就是性解放就是单纯地释放妇女的身体；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好来坞敏感的话题，一切和政府意见相左的行为都被冠以社会主义绚丽的罪名。
前一段时间，央视的电影频道将精心剪裁的《云上的日子》与《沉默的羔羊》搬上电视银屏，众人在骚动中讨论，性道具、性情节在电影剧情发展中的重要性，我并不垂涎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并不是很谐调的裸体，也不是要张扬《沉默的羔羊》那段翩翩的人妖乱舞……我个人认为，电影并不是趋于形式主义的暴露，也并非房事就是表现艺术张力的唯一手段。
这世代为什么苛求神迹呢？ ——马可福音
民族文化的差异是我们排斥电影西化情绪的由来。中国文化是“羞耻”文化，“知耻而后勇”，儒、释、道在中原大地正统的渗透融合，相互汲取积极的成分。东方含蓄美甚至连亚洲肉棍导演都明白的道理，文革后期的《芙蓉镇》是略带伤痕的叙述，后期的张艺谋更多则是对多种意识与矛盾在时代背景下强烈冲撞，也如侯孝贤对台湾电影的积极影响一样，出于中国人自己的地域心结是根本问题。中国有浩淼的历史，中国有委婉的故事，中国有矛盾的碰撞，中国更有数不清的小人物，而我们的电影立意又在哪里？
《性书大亨》将拉里·福莱恩特阐述为人权斗士，是美国言论自由与法律真谛的捍卫者，也玩了一把《刺杀肯尼迪》似的阴谋幽默。拉里·福莱恩特与休·海夫勒都是小丑，是美国商业文化与商业性产品的投机者，休·海夫勒想冒充性学者一般解释什么是性的正常需要，拉里·福莱恩特则是竭力证明你除了性之外什么也不需要。
美国的第一场脱衣舞是在钢琴上表演的，这就是商业庸俗文化表征性地向正统优雅文化伪装的最好例证。如果假惺惺地将女人的躯体强化成政治化身，将性顺带成艺术、语言、政治，甚至是宗教的话，那么我们的电影将以毁掉未来五十年的青年为代价。
《深深的喉咙》（DEEP THROAT，1972年）如果真的公然地被中国分级制度认可了，那么严重水土不服的会是繁衍构架的垮塌。《洛蕾塔》（Lolita，1962年）的余韵就是让恋童癖的狂徒如何沉静地践踏生灵，法国至今还是把未成年女童的失踪与它紧紧联系在一起；《发条橙子》（A Clockwork Orange，1971年）无论原著作者安东尼·伯盖斯是怎样的创作初衷，但在斯坦力·库布利克（Stanley Kubrick）的镜头下的确创新了强奸的趣味性与娱乐性。
正如文学作品在人的个性群体里产生不同的效果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坐怀不乱地看待光影世界传达的信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确切地领会背后所要表达的正确用意。日本电影的意图是将主流文化与欧美看齐，于是歇斯底里地跃迁、变态和压抑人性；韩国电影则是将商业与电影出口紧密联系，压根没有能对艺术坦然承担的想法。
于是乎，如何正确地分级，如何地正视国人眼里的性道具变得并不是那么急切了，冷静与理性永远是事情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手段。